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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安:良心是行医的底线

来源: 发布时间:2013-09-23 作者: 阅读数:5309次

编者按:医生最重要的素质和修养是什么?在当下的医疗环境中,医生如何才能保持对病患的尊重和对医学的热情?不久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王建安就这些问题与全院医务人员进行了一次讲座。他提出,良心是行医的底线,而爱心是无限的,医生要将人文关怀倾注到为病人服务的每一个细节当中。

                             良心是行医的底线 
                                                               王建安
  1 做医生有三大禁忌,是无知、冷漠和道德缺失
  ——到底有多少医生能把门关起来,给病人一个空间,真正让他说几句心里话呢?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早在2000多年前,就对医生提出了4点基本要求:学习能力、判断力、仁爱和正直。其中前两点是能力要求,后两点是人文要求——能力与人文各占一半,可谓一针见血。
  医学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是最能体现人文关爱的一门学科。西方医学的传统观念认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必须各项能力是合格的,具有知识、智慧,还要有怜悯之心、正直,有领导力、学会中立,有系统观,要仔细、谦卑、稳重。这些词大部分都跟人文素养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领导力对医生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位医生自己单干还可以,但不会领导团队进行协作,那他绝不会成为真正的好医生。现在有这么一个说法:一位医生指挥得动身边多少人,决定了他的水平有多高。如果他能把全国的专家调动起来,那他就是全国的学科带头人;如果能把省里的专家调动起来,那他就是省里的学科带头人;如果只有科里几个人跟着他转,那就是一般科主任的水平;如果只是周边两三个人跟着他干,充其量也就是一般的主诊医生。
  还有“中立”。要做到“中立”,很难啊!什么叫“中立”?不管是腰缠万贯的富豪,还是亲戚朋友,或是普通病人,医生都要一样尽心尽力地对待。就像我们从医之初的誓言一样,不管对方社会地位、经济基础、政治信仰怎么样,都一视同仁。甚至,当一名罪犯被送过来看病时,作为医生,你也要认真对待。哪怕他明天将被判处死刑,但他今天来找你看病,他就是你的病人。这就是“中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所以说做医生有三大禁忌,是无知、冷漠和道德缺失。
  希波克拉底说:“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保护患者的隐私是非常重要的。有时,我们在电梯里就能听到医生的议论,说某某病人的情况怎么样,大家都评论一番。这是很不应该的。又像在门诊中,到底有多少医生能把门关起来,给病人一个空间,让他真正说几句心里话呢?病人看病不容易,好不容易轮到他了,身边却围着一大堆人,他怎么能说得清问题、看得好病呢?我们的医生护士需要更多地为病人着想。
  希波克拉底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到今天都让我们受益。比如:“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业伴侣。”医院的使命和发展都需要培育新人,这非常重要。但现在,有的老师不太愿意教学生,尤其不太愿意传授复杂技术。不是学生不想学或者不能学的问题,而是老师有顾虑,担心给自己培养未来的竞争对手;而且,学生一旦学会了,也有可能不尊重老师。这种顾虑和不尊重的恶性循环,也就是“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的问题,后果非常可怕。
  为此,我们提出了“阳光资质,阳光培训”的理念。谁有资质?有什么资质?为什么他有这些资质?资质的有效期是多少?怎样能维持更长久的资质?这些都要有根有据,阳光透明。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是科主任或哪位领导说了算。
  比如,一位医生说他已经能做甲状腺手术了,那他就要提供证据,包括他接受了哪些培训、跟了多少台手术、在有资质的老师指导下主刀过多少例、死亡率多少等。之后,医务部再来分析这位医生有没有达标。这个过程公开透明,标准人人平等。取得资质之后,我们还要有动态的资质管理。比如,前面那位医生已经取得了甲状腺手术的资质,但他3年来从没有开展过甲状腺手术,那对不起,这个资质就失效了。想要再次取得,就要重新接受培训和考核。
  2 医学人文的本质就是四个字:良心+爱心
  ——我们要做治“病人”的医生,不要做治“病”的医生,更不要做治“病变”的医生。
  医生最重要的是有一颗人文心。做医生与学数理化不一样,不能说心跳101次是窦性心动过速,心跳99次就一定是正常心率。这是数学逻辑,不是医学思维。医学思维要思辨,要综合分析,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另外,敏锐的感官、灵巧的双手、厚实的专业、良好的心态对医生来说也非常重要。厚实的专业基础就是“基础知识+系统知识+专业知识+个别技术知识”,四位一体,逐级提升,才算厚实。
  现在一些人热衷于个别技术,恨不得病人来时脸上贴着“帮我摘掉我肠道里的息肉”、“我需要一个支架”、“我股骨头出了问题”等标签。大错特错!人是一个整体。虽然病人的股骨头出了问题,但他未必就要换股骨头。他可能还有其他疾病,比如心脏病、肺功能问题,因而难以承受手术的打击;或者他年龄太大、经济上负担不起。一位患者拖着一条病腿还能勉强生活,但他换了股骨头,可能就会难以度日。这就是看“人”与看“病”的区别。
  在国外做医生很难。比如做心脏内科医生,需要在本科毕业后再学4年的医学基础,然后到大内科训练3年、心脏内科训练3年,个别技术可能还要一到两年,直到40岁左右才能开始独立行医。这样的培训使得医生的知识面很广,不会片面地看病,也不会“头痛治头”。就像来了一位头痛病人,就一定是脑科的事吗?其实10位头痛病人中,可能仅有3位是脑科的,因为耳鼻咽喉科或者全身疾病都可以引起头痛。
  医学人文的本质就是四个字:良心、爱心。什么叫良心?就是你不要做故意伤害他或她的事。作诊疗决断的时候,选择治疗药物的时候,要多为病人考虑,从他们的角度来决策。有家医院给一位因腹水入院、心电图显示心跳58次的老太太安装起搏器,是技术问题吗?医疗过程中的问题,有很多都与良心有关。有些国家的医生要接受的360度的考核,首先要考的就是“心正”。没有良心的医生是很可怕的,我们要把这种医生淘汰出列。因为他对生命冷漠,就没有必要再做医生。
  再来看爱心。爱心是什么?直白地讲,爱心就是把病人视为自己的父母和兄妹。良心是行医的底线,而爱心是无限的。
  总之,我们要做治“病人”的医生,不要做治“病”的医生,更不要做治“病变”的医生。如果心内科医生只看到病人前降支狭窄,并把它弄通了,这就是治“病变”的医生。医生不仅要处理病变,还要想到冠心病,以及如何帮助患者改变其生活方式,吃素、多运动,控制血压、血糖、胆固醇等。这是治“病”的医生。如果是治“病人”的医生,他还会想到这是一位75岁的老人,家境贫寒,是不是考虑放个便宜一点的裸支架?如果他同时患有肿瘤或其他要开刀的毛病,就不需要长期服用双联抗血小板治疗而妨碍手术了。
 
 3 告诉病人哪些会做、哪些不会做,也是美德和爱心
  ——在治疗的时候,把领带提一提,想一想这样做到底行不行、对不对,对病人是不是有利。
  在这里,我要讲几个关于爱心的故事。
  无痛的概念。大家知道拔牙什么时候最痛?打麻药的时候。真要拔的时候,病人不会感到痛,只觉得胀。前几年,我听说国外一个牙科团队为了减轻拔牙病人的痛苦,他们选择先给病人闻一种麻醉气体止痛,之后再拔牙。当然,医生都要经过培训,病人的血氧饱和度、意识都要监测,还有操作前的准备过程更要完善。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无痛”理念。
  以前的人们总觉得,生病嘛,总是要痛的。记得我刚刚毕业的时候,遇到一位食道癌晚期病人,痛得很厉害。当时连颗止痛药都不能随便给,怕病人成瘾。但现在看来,病人都活不了几个月了,只要他在人生的最后一程能活得舒坦一点,成瘾又怎么样呢?
  隐私的保护。现代社会,人们对隐私的保护非常重视。比如诊室不要让那么多人进去、电梯里不要议论病人、护理台上不要放病人信息表……这些细节很多医院员工,甚至有些科室主任都经历了从不理解、不接受,到后来理解、接受的过程。如果你走进一家医院,首先看到的是“张三什么病”、“李四什么病”这样的广而告之,你在这看病有没有顾虑?在护理台上看电子病历,虽然有密码有权限,但当你走开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关闭。不尊重病人隐私的医院,不是一个好的医院,或者说是管理上有问题的医院。在国外,如果医生的诊室里有一大堆人围着看病的话,那就没有病人敢来找这位医生了。他们觉得在这里看病不安全。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职业与专业。梅奥医院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医生穿着西装(医生看病穿西装没关系,白大褂和西装是一样的,只是身份的象征,但换药时就要穿隔离衣)去看一位糖尿病足的病人。医生走到病人旁边,很自然地单膝跪下去,双手端起病人的脚来闻闻,看有没有异味。这一跪、一闻,让人震惊吗?我们能做到吗?这就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
  梅奥医院的人文环境非常好:你稍有难处,马上就会有志愿者迎上来帮你;你问个路,所有人都很热情,一定会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医院大厅里有一架钢琴,经常有患者在那里高歌,发自内心地感谢医务人员。在梅奥,治好的病人会来捐款,治不好的病人也会捐款,因为他们在这里都感受到了关怀,感受到了爱。有人做过调查,问美国人“不考虑地理等其他因素,如果得病后第一选择的医院是哪里”,有75%选择梅奥诊所,25%是其他医院。即便总统需要开刀,也要去梅奥,但这里的外科医生首先想到的是用不开刀、无创的方法解决问题。这就是专业。
  洗手显爱心。洗手看似简单,里面大有学问,饱含爱心。我们很多医生看完病人才洗手。为谁洗?为自己洗。洗手之前接触了病人,所以脏了。这连基本概念都错了,洗手首先是为病人,同时也为我们自己。医生看病人之前,也应该洗手。
  教学查房也要显爱心。美国医生在带教查房的时候,跟病人沟通的仅仅是有关病情的事情。讲完后出门,还要把门关紧,再来讨论学术问题。而有些专家在带学生的时候,总喜欢在病人床边滔滔不绝:“死亡率多少”,“预后怎么样”,病人听得心神不定。万一遇上个心理脆弱的,你这边刚出去,他那边就从窗户跳下去了。病人对医学知识有盲区,他不懂啊,就认为你瞒着他,很多事情没告诉他。所以说,教学查房也要显爱心。
  知情同意书中的爱心。给病人做一个心脏消融射频手术,医生的术前谈话可谓“淋漓尽致”,把消融的创伤、心包填塞、猝死、出血死亡等风险一一道来,说得病人和家属胆战心惊。我曾跟美国人一起设计过知情同意书。他们写到心包填塞时是这样描述的:“我在做这个手术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你心肌的轻度破口。这个破口会导致血外流,血外流导致心脏外层的两层膜之间分离,然后压迫你的心脏使得心脏泵不出血。这时,我会想办法用一根管子帮你引流血液。”然后,再将后果是什么、发生危险的百分率是多少交代清楚。这样的知情同意书,就不是那么冷冰冰的。
  告知患者哪些事医生不会做。国外一些医院会如实地向公众宣布他们哪些会做,哪些不会做。比如,有家医院不看小孩的病,就会及时让民众知道,你们要到儿童医院去看病。他们不会等到儿科病人都抱到跟前了,才说:“你怎么到我们医院来了?快到儿童医院去,我们不看小儿的!”这不是耽误时间嘛。你自己不做的,就要明确告诉病人,这个我不擅长,我给你介绍一个更擅长的医院。这不难为情。告诉病人哪些会做、哪些不会做,也是美德和爱心。
  听诊器暖一暖。记得台湾专家来帮我们做医院管理辅导的时候,看到我们给病人做B超的情景:大冬天,医生举起耦合剂“唰”的一下直接倒在了病人身上。台湾专家问:“耦合剂怎么这么凉?”原来在台湾,他们会把耦合剂先加热到合适的温度,再用到患者身上。加热需要钱,而且这个钱也没办法收费,但他们就是这么做了,彰显的是爱心。
  很多人都看过美国医疗剧《实习医生格蕾》。我记得其中有个场景:一位实习医生给一个小孩打针,小孩很害怕,一直在哭。结果那位医生就示范着在自己身上打了一针,然后小孩变得勇敢了,不哭了,顺利打完针。
  领带的故事。现在不少医院都已经发了领带、衬衫给每位医生,但仍有很多医生想不通为什么要打领带。因为衣着整洁也是礼貌的象征,表现出对病人的尊重。另外我想,领带是紧扣领子的,有点约束、提醒的意思。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在手术的时候,把领带提一提,想一想这样做到底行不行、对不对,对病人是不是有利。
  我平时最看不惯夏天穿着T恤衫、短裤和凉鞋上班的人。你知道去旅游的时候要穿休闲服和旅游鞋,也知道去面试的时候要穿西装、打领带,女同志还要抹点粉,希望录取的机会大一点。大家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一个个都是西装、领带,光鲜亮丽。这些都说明你是意识到衣着整齐意味着什么的。如果上班时穿T恤衫、短裤和凉鞋,说穿了就是不重视医院的工作,不尊重你服务的病人。这与我们的文化是不相符的。
  
4 好的医生应该具有三个“H”
  ——Head是知识,Hand是技能,Heart就是良心。
  裘法祖、张孝骞、黄家驷、吴阶平、林巧稚、吴英恺……这些前辈的名字,我们都如雷贯耳。他们是人民眼中的好医生。裘法祖曾说:“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品德像佛一样、才能似仙一样的人才可以当医生。说到这里,我想讲讲几位医生的故事。
  30多年前,有位医生家里的条件比较好,所以有点心高气傲。一次,有位老太太来找她看病,说胸口老不舒服。那时候能做的检查也少,抽血、查甲状腺,还查了一个二阶梯运动试验,都显示正常。医生就说:“没什么事,你回去吧,心理作用。”老太太说:“我不是心理作用,我有病。”老太太回去后,给她的子女留了一份遗嘱,说她如果因心脏病死于家里,就不要放过那位医生。遗嘱写好的第二天,老太太就出事了,心肌梗死。后来,老太太全家追着这位医生不放。说到底,这位医生没有客观地尊重病人所述,也没有耐心仔细地沟通,思考病人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有病,就简单地下了结论。
  第二位医生的故事,也是在那个年代。一位老太太得了胆囊炎,来找医生看病。医生就给她挂盐水,用点当时常用的抗生素就让她回家了。后来老太太又来了两次,也都这么治疗,好了就回家。第四次又是类似的症状,医生还是这么办,结果病人此次不是胆囊炎发作,而是下壁心肌梗死,后者会有腹部症状。这位医生没有仔细诊察,只是单纯跟着惯性走。是他的盲目耽误了病人。
  张孝骞说得很对,医生对每一位病人都要“戒、慎、恐、惧”。因为每一位病人都不一样,每一次病情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医生有3种:真正的医生,治“病人”;医匠,治“病”;还有就是医“死”,对病人没有帮助,只能让病情恶化。
  在这里,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身边榜样的故事。梅藤更是苏格兰人,是浙医二院的前身广济医院的首任院长。他不仅创建了当时名闻全国的广济医院,还在莫干山脚下创建了麻风病院,也就是现在的武康皮肤病防治所。那时候,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心理与现在的艾滋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时常在想,一个出生高贵的医师,离乡背井服务45年,还收治麻风病人,真是了不起!他还告诉我们,好的医生应该具有三个“H”:Head是知识,Hand是技能,Heart就是良心。
  有一张照片,反映的是1946年我们眼科门诊患者候诊时的情形。虽然病人很多,但井然有序。病人虽然一个个身着粗布衣,但都有地方坐。每个诊室的门都是紧闭的,其他病人在门口耐心地等候,没有不由分说冲进去。医生也是衬衫加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白大衣笔挺整洁。一张普通的照片,却能说明很多问题。
  还有一张照片拍摄于1950年1月2日,当时广济医院的部分员工合影。照片里的医务人员都是精神飒爽,神情中流露出的是医生的修养和自信。今天,我们可能找不到这样的感觉了。这还是精神风貌和思想观念的问题。
  最后,有几句话与大家共勉:
  做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做一个仪表端庄的人,
  做一个积极向上、阳光的人,
  做一个“宽基础、精专业”的人,
  做一个敢于拼搏的人。
  

健康报 第06版:人文讲坛 2013年9月23日

 


王建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白求恩奖章获得者。


梅藤更是苏格兰人,是浙医二院的前身广济医院的首任院长。他不仅创建了当时名闻全国的广济医院,还在莫干山脚下创建了麻风病院。他说,好的医生应该具有三个“H”Head是知识,Hand是技能,Heart就是良心。  图为梅藤更在查房时与小患者互相鞠躬。


▲1946年,广济医院眼科门诊的患者秩序井然地候诊。


解放初期,广济医院职工合影,医务人员个个精神飒爽,神情中流露出的是医生的修养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