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17-05-09 发布时间:2017-05-09 作者:2017-05-09 阅读数:440次
今天上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被一片悲痛笼罩。
36岁的诸暨青年何赛军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就像睡着了一样。病床前,年迈的父母看着儿子年轻而苍白的脸庞,早已泣不成声,他们一遍又一遍呼喊他的名字,想再多看一眼他的样子。
他们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和儿子见面了。因脑胶质瘤复发,何赛军没能从“死神”手中逃脱。按照他的生前意愿,他将捐献出心、肺、肝、肾、胰腺等所有大器官以及遗体。 这位80后阳光青年,在浙大一院完成器官捐献,或成为国内器官捐献率最高的捐献者。
10点22分,何赛军被推进手术室。随着手术室门的缓缓关闭,一场生命的接力将在这里开启。
两次提出器官捐献 他说自己有三个心愿
决定器官捐献那年,何赛军32岁。
他和母亲谈起这件事,就像在谈论晚餐吃什么那样从容,却把母亲吓了一大跳。“不许再说这样的话。”母亲“警告”他,她说自己接受不了,不是接受不了器官移植,而是不敢想象儿子会在短期之内离开她。
他们心里清楚,何赛军不是一个健康人,他的病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爆炸。这是何家人不敢想也不愿触碰的“禁区”。
2008年,27岁的何赛军因长期头晕被查出脑胶质瘤,手术后,他一边复查一边休养。尽管瘤是良性的,但却长在了脑干深处的重要部位,很容易复发,一旦复发,生命危在旦夕,就算二次手术也很可能瘫痪或成为植物人。平安地度过了几年。
2013年,他感觉身体不太舒服。“他以为脑胶质瘤复发了,才会和我说起要捐献器官。”何妈妈回忆说。
第一次被母亲断然拒绝,何赛军在下半年又和父母谈了一次。这一次,他的态度更坚定了。他说,自己有三个心愿,希望父母帮他完成——
第一个心愿,家里的屋顶漏水,希望父母把房子修好。何家在诸暨的老房子是100多平米的二层楼,每到下雨天,屋顶就会漏水,何赛军深知,自己走后父母一定不会再花心思修房子,所以一定要在清醒之时“督促”父母把装修落实,这样他才能安心。
第二个心愿,如果病情复发,不再做手术。他希望有尊严地离开。
第三个心愿,如果他陷入昏迷,请父母一定要在同意书上签字。他希望捐出所有可用的器官,救助更多的人,也希望捐出遗体,用于医学研究,希望有一天能找到攻克胶质瘤的办法,再无人需要承受这样的苦痛。
(器官捐献手术前,医护人员向捐献者默哀致敬)
何赛军住院昏迷后,父母想起他的心愿,联系了当地红十字会,于今年4月11日为他进行了器官、遗体双捐献登记。5月5日,何赛军出现症状,5月6日,病情恶化,转至浙大一院,医生判定为脑死亡。
按照他的生前意愿,他将捐献出心、肺、肝、肾、胰腺等所有大器官以及遗体。
截至发稿前,心脏移植、肺移植、肝脏移植、胰腺移植、两台肾移植手术在浙大一院顺利完成,5位器官衰竭患者得到了“生命的礼物”。
拒绝别人的“说媒” 只因“不能害了别人”
孝顺,善良,乐观,这是何妈妈眼里的儿子。
“从小就是这样,有好吃的自己不吃,分给别人吃。他有很多好朋友,别人有什么事他都很热心地帮助他们。”提起儿子,何妈妈抹了抹眼角的泪。
何赛军曾在当地的中学做过一年体育老师,后来想着年轻要出去闯一闯,辞职开始创业。“先立业再成家”,这是何赛军给自己定下的小目标。
没想到命运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还好没结婚,不然不是害了人家姑娘吗?”生病后,何赛军觉得没结婚是一件幸事。
后来也陆续有人来“说媒”,都被他婉拒了。“我都这样了,不能害了别人。”他常常用这句话“安慰”母亲。
生病后,何赛军没有沉浸在悲伤中,他积极地配合治疗,也开始在网上寻找病友。“他和我说,网上有一群人和他一样,也有这个病,他们经常一起交流。”何爸爸说,找到病友后,何赛军的心情好了很多。
“我们同意签字,一来是为了完成儿子的心愿,二来也有自己的私心。”何妈妈说,“他的器官在别人身上,是生命的延续,就好像他还活着一样,我的儿子,从来没有离开。”
在何赛军捐献的器官里,包括了胰腺,这是以往器官捐献中比较少见的。浙大一院肾脏病中心副主任吴建永表示,胰腺移植手术比其他器官移植手术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技术要求高,手术难度大。
吴建永介绍说,胰腺移植是为了治疗I型糖尿病,受捐者多为糖尿病合并肾病患者,年龄一般在2、30岁。“一般情况下,胰腺移植是和肾移植同步进行的,受体是同一人。如果单纯进行肾移植,术后受糖尿病影响,依然有复发的可能,胰肾双移植后,糖尿病和肾病都治愈了,生活质量会更高。”
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或许是一份寄托
浙大一院ICU主任方强说,尽管器官捐献的人数逐年增加,但与等待移植的患者相比,差距依然悬殊。在我国,器官捐献稀缺,而排队等待“生命礼物”的队伍很长。“肾脏的等待时间一般在5到10年,这期间病人可以通过透析来维持生命,而需要心、肝、肺的病人根本等不起,往往还没等到就已经走了。”
方强提到,尽管每个人生前都可以签署器官捐献同意书,但最终做决策的往往是家属。因为在捐赠的环节里,必须得到所有直系亲属全部书面同意,每个人都有“一票否决权”。“我们跟踪下来,3个家庭里面有2个是会放弃的。”
“其实成功捐献对很多家庭来说也是一种寄托。”方强举了一个例子,就在这个月,有一位上高中女孩决定捐献父亲的眼角膜,她说自己只有一个请求,将来她结婚时,这些受捐者可以参加她的婚礼,看着她穿上最美的婚纱,步入人生的新阶段。